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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昨天发表《公车能否挂“公牌”？》的综述，就北京市海淀区一位小学六年级学生提出的让公车挂红色牌照的建议展开采访。被采访者大多认为，公车挂“公牌”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公车私用。
公车多、私用多已是不争的事实。要解决这一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大量减少公车。公车很少，就没有那么“悠闲”了，私用的几率就会大为减少，监督起来也方便得多。而且公车少还会产生连带效应，这就是逼使机关少开不必要的会议，减少无公共意义的活动；在使用公车时，也将迫使领导们尽量拼车，避免出现同去一个地方却各自开车的浪费。这样一来，无论对减少“三公”开支还是减少道路拥堵都善莫大焉。
但用惯专车的领导们会以公务繁忙等借口来拒减公车数量，那么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先从防止公车私用做起。
如何防止公车私用？有人从自身做起，公开自己的车号让公众监督，云南省红河州宣传部长伍皓就这么做了。但这样做的效果相当有限———从他公布车号至今，似乎还没见到有人跟进，看来榜样的力量不可高估。另一做法就是给公车装北斗系统，把公车的去向纳入电子眼的视野之中。三年前，广州就这么尝试了。在广州准备给公车装导航时，已经引起众多的争议。反对者认为，私用公车者可以在导航设备上做手脚，而且这种内部监督极可能会被内部消化，到时“偷鸡不成反蚀米”，公车照样被私用，却还要为公车加装和维护北斗系统埋单。
广州给公车加装北斗系统后，我们没有看到公车私用被监控到的案例，倒是时不时地见到区伯人工拍摄的公车私用照片。春节期间，广州市南沙区城关分局四名执法人员驾驶公车，在非执勤时间到远郊一家农庄用餐，也被网民人工捕捉。
无论是海南警员用警车载女友，还是广州城管开公车去就餐，都是因为车身上有公车的标志，人们看到标有“警车”“城管”字样的车到了不该去的地方，就把它们拍了下来放在网上，这才有了“有图有真相”式的曝光。不难想象，那些车身上没有“胎记”的公车被私用时，除非是行家里手，否则无法判断是公车还是私车，也就无从监督。
北京小学生提出让公车挂红色牌照其实也不是首创。在广州讨论为公车加装北斗系统时，就有人建议给公车刷上特殊颜色以便辨识。这实际上是给公车穿上“制服”，让人们一眼就能认出它们的特殊身份。在人人都有能拍照摄影的手机，都可随时随地拍下公车行踪并提交上网的今天，人人也就都能成为监督者，这对公车私用者的威慑将是无处不在的。而且给公车穿“制服”只是耗费一点油漆，比装北斗系统要节约得多。
给公车穿“制服”能否制约公车私用？答案不言自明。尽管还不能说可以完全管控公车私用，但在管理者目前还不打算使用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它就是最好的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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