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3-22 15:50:47 辽宁华图公考问答 http://ln.huatu.com/wenda/ 文章来源：未知
除了对非法既得利益者的压制，另一大因素就是民众的共识。非法的既得利益意味着民众的受损，从社会意识角度，只有当民众认识到这种损失的历史必然性;相信他们在“革命式”再分配过程中的获益远小于在社会动荡中的损失;相信在对既得利益的压制能使止损切实可行，不是忽悠，民众才会接受止损，达成妥协。但从目前社会意识、监督体系来看，民众对国有资产流逝、私有化概念仍有误会与敌视;在压制尚未形成，贪腐仍在扩大的现状下，民众对止损的有效性、真实性的信心缺失;同时，却对革命式再分配充满向往。因此，社会意识离止损共识尚有很长距离。
所以，如果说英国的光荣革命是“打着革命旗号的改良”，在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的意义上，起到了革命的意义，同时却抑制了激进革命的发生。那么，提出官员财产公示和特赦构想的目的是为了改良，但从其既无制度压力、有无社会意识根基;既无既得利益者受压、又无被损害者共识的角度，其本质仍是“打着改良旗号，以革命的方式去改良”。
廉政特区，正是这样一个地区革命式构想。所谓廉政特区，即由中央授权，选择数个“特区”进行试点。首先是独立、充分授权的反腐败机构清理历史积累的腐败问题，同时推出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和“有条件部分特赦”，非法财产充公，但免除刑事、行政责任，然后实行以分权为基础的，政府信息公开、舆论监督，实现民主、法治。但实际上，首先，反腐机构的独立性首先就无法确保。重要的是，政治治理的“质的问题”就是“量的问题”，如果一县一市尚能在权威主导下掀起地区性革命的话，出于前述原因，这种方式不可能简单的扩大到整个中国。所以，“廉政特区”、财产公示、特赦是否真能实施就很清楚了。
不过，虽然就目前看来，这些都无实现可能，但好消息是，长期来看，压制非法既得利益，并改造社会意识，让民众接受止损，相信止损能够实现的过程并非不可实现。实际上，压制和愿意妥协的意愿，都源于同一个原因：基础性权力的释放。
首先，技术促进的言论自由有利于压制的形成。对既得利益群体的压力必然来源于制度，不过，制度虽然重要，但制度却不是凭空而来，更重要的是制度要沾地气，即是说制度要在人民手中，人民要能对制度发表意见，舆论和权力之间必须有选举等制度进行衔接——把权利关进笼子的，只能是自由言论构成的栏杆。马克思说过，“火药把骑士阶层炸的粉碎”，个体掌握的能级稍有增加，就直接的改变了社会统治形态。同样，言论作为一个基础性权利，作为政治生态、社会意识中个体的基础参数，对社会改变的作用是巨大的。随着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些基础性权利的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发端的中国自由言论权利的不可阻挡的发展，也深刻的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可以说言论就是最基础的制度。没有这个制度的保障，即使有锦衣卫式的机构，全国统一的信用网络，最终也难免异化。户籍制度被钱权所消解，而钱权又被网络言论所击败，就是最鲜活的例子。
而且，如果网络这种分散的、愤怒的大众言论都卓有成效的话，那么当有组织的、理性的言论被导入到政治治理结构中，随着言论的自我组织，在权利和权力的对抗压力中，必然导致规则的引入，对既得利益的压制必然逐步制度化，这个制度化的过程也就是法治形成的过程，进而就能够向既得利益者做出财产公示以及特赦的可信的、可行的承诺。当压制和可信的承诺均变为现实时，既得利益群体性的妥协意愿才会逐步浮现出来。
其次，自由的广泛讨论中利于全社会的妥协。从民众方面来看，中国人有着较易妥协的民族特征，政府的权威和控制力也相当之强，能够主导、承受社会意识的平稳、缓慢改变——改革开放30年，社会意识突飞猛进，大的政治框架也仍基本保持。凝聚社会共识需要的是言论自由下的反复争论，尖锐对立。如果相信辩证法所说的事物在斗争发展，那么对于言论宽松带来的尖锐对立就不应该害怕，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可控的“低烈度纵火”反而是一种让矛盾可控的解决之道。草原之上，如遇燎原大火，有经验的牧民就会先放火烧光自己身边的野草，待到大火烧将过来，由于身边野草已被烧尽，反而无草可烧，牧人也能保全性命。可见，这种低烈度主动纵火，看似危险，其实，反而是唯一可选的上策。言论的低烈度纵火既可烧一烧既得利益的屁股，警醒一下，促成他们妥协的意愿，同时也可烧热探讨的热情，改造社会意识。最终，达成双方的妥协。
社会转型就像治病救人，不能依靠割除某个器官而改变，而是通过缓慢的新陈代谢，让血液更新。如血液携带氧气，言论携带思想，就是社会意识的血液。言论权利的缓慢改进，是一种思想层面的渐进式改革，是一种对内部制度的顶层设计。没有这种对内部制度、文化，民意的顶层设计进而形成压制和妥协意愿，渐进式改革，最终都会走向既得利益和被剥夺者的生死搏杀。
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对既得利益的压力慢慢增大，而民众对妥协的共识已逐步建立，双方都有妥协意愿;一个新的有利的变化则是，过去存量的非法既得利益随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淡出民众视野之外，而既得利益的增量也会因基础性权力形成的压制而越来越少，双方妥协的标的已然变小。这都使精确的推进关键性的变革成为可能。这仍是充满风险之路，遍布“旧制度和大革命”式疑虑，但一味抑制，“旧制度和大革命”却肯定再次发生!“风险”显然好过“肯定”，更何况，低烈度纵火并非毫无可能。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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