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06 11:39:28 辽宁华图公考问答 http://ln.huatu.com/wenda/ 文章来源：沈阳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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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时代都有着与“回家过年”紧密联系的文本。80年代有朱明瑛在1984年春晚上唱红的《回娘家》：“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个胖娃娃”;90年代后期起最火的是陈红唱的《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在这些耳熟能详的文本中，回家充满辛苦、家中不乏唠叨，但它们始终是甜蜜的负担。而如今的春节，“吐槽亲戚”几乎成为年年必备的流行文化。今年，先是有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春节自救指南》刷爆朋友圈，紧接着，以吐槽成名的网红papi酱也发布了小视频“致某些令人讨厌的亲戚”。继去年的“希望法律禁止所有讨人厌的亲戚过春节”之后，这是她第二次在春节前夕推出吐槽奇葩亲戚的小视频。种种“防亲戚”和“自救”的指南，一出必成爆款。某种或可被命名为“乡怨”的情绪正在春节从大城市返乡的年轻人身上蔓延。
平心而论，亲戚们的无尽追问确实是令人厌倦的。工资高低、职务多少、结婚与否、房子大小……这些功利性的问题和露骨的攀比破坏了关于“家”的温馨想象：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不分彼此的互相扶持、无条件的接纳与包容。但这些问题并非仅仅存在于“家乡亲戚”们的世界，生活于大都市的年轻人每天同样在进行着类似的自我拷问。只需随便逛逛北大、清华的学校论坛，就会发现每日热门话题中也天天充斥着类似的问题：从要不要出国，到去工资高、没户口的私企还是工资低、有户口的国企，从要不要和家境好但是自己不爱的人结婚，到如何通过房产证上名字的增减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什么这些问题一从“家乡亲戚”们口中说出，就显得如此势利、短浅、面目可憎?
“乡怨”的普遍流行，并不是寒门贵子一朝发达就嫌贫爱富的故事。《春节自救指南》中代表着负面形象的隔壁老王是一名有十三辆路虎、刚进行过A轮融资的成功人士，papi酱也从未将穷亲戚列为自己讨厌的人群。被强烈吐槽的亲戚们大都事业小成、家境殷实，是所谓的“小城新富”、“小城中产”。他们凭借在家乡累积的金钱和人脉基础，再加上作为长辈的权威身份，足以在从大都市返乡的年轻人面前指点江山。被教训的年轻人们经济实力尚薄弱，又作为晚辈，无法理直气壮地当面反击，只好将自己的情绪在种种吐槽视频、吐槽文章中发泄出来。
年轻人们掌握的网络技术，以及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接受的“现代”价值观，是他们反击父辈的武器。因此，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上发布短视频，就成了年轻人发泄“乡怨”的主要方式，这是父辈们力所莫及而年轻人们可以大展身手的地方。这些吐槽作品的立场，也是绝对“现代”、绝对符合当下政治正确的：性别平等、自由恋爱、尊重个人空间。与此相应，家乡则被呈现为过分“传统”的：对女性的偏见、“逼婚”、肆无忌惮打听隐私的“熟人社会”。在papi酱的“致某些令人讨厌的亲戚”中，听“喊麦”和唱《好汉歌》成为“讨厌亲戚”的身份符号。在都市流行文化的阶梯上，这是某种“低级”趣味的象征。家乡的情况是否真的如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观看视频、进行吐槽狂欢之后，年轻人们终于在精神上、在文化品位上彻底战胜了“庸俗”的“小城中产”。
小城镇曾被视为中国经济的特色和活力所在，在费孝通等人的设想中，中国小城镇的发展能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激发民间活力、促进城乡一体化、避免以往城市化道路中对于农村的抽空。理想中的小城镇既具有与大城市类似的生活设施和福利保障，又保留了乡土社会较为悠闲的生活节奏和温馨的人际关系，是最宜居的地方。如果说，中国传统的故事模式是寒门贵子一朝发达就嫌贫爱富、六亲不认，那么，在流行着的亲戚大吐槽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进入都市的年轻人在强势的亲戚们面前抬不起头。这甚至不是1980年代的代表性作品、路遥《人生》中的故事：回到故乡的高加林虽能从德顺老汉那里得到某种感人肺腑的道德教诲，却除了耕种贫瘠的土地之外别无选择。而《春节自救指南》中的二叔满可以对回乡年轻人拍拍胸脯：“一个月工资有多少，到我单位工作要不要?”“小城中产”们拥有这样的底气，正是中国小城良好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这群人本可以成为那些进入大都市打拼的年轻人的稳定后方，却以“烦人亲戚”这样的负面形象出现在大众文化的视野中。“小城中产”恰好是“德顺老汉”的反面：他们可以为下一代提供雄厚的经济支持，却再也无法带来任何精神上的滋养。如果联想到近年来支撑着节节攀升的北上广房价的正是普遍流行的“4+2”的购房模式(一对小夫妻加上双方在小城的父母一起供房)，那么，我们会看到小城市、小城镇之于北上广的彻底落败——前者不仅在经济资本上为后者输血、在文化等级上也是远远不及。
这些关于“过年回家”的集体吐槽，是“小城中产的孩子们”在受过高等教育、皈依大都市生活之后返身对于父辈们的斗争。一方面，这是两代人之间家庭观念的差异。在传统的大家族观念中，姑姨叔舅对于年轻一代学习和生活状况的过问是理所应当。而年轻一代持有的家庭观念是夫、妻、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模式，“七大姑八大姨”是根本沾不上边的无关人等。只有过年才回家的年轻人们无法与这些长时期见不着面的亲戚产生同处一个“家”的认同，也就找不到与他们团聚的意义，更无法把他们的嘘寒问暖和打听近况视为真正的“关心”。这本是两代人之间虽无奈却属自然的“代沟”。但另一方面，在“亲戚”乃至“春节”本身的被妖魔化中，我们能看到年轻人们对于故乡生活方式的真实怨念。在新一代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一种理想生活样板：进外企工作而非考公务员、喝外国牛奶吃进口维生素片而非家乡的传统饮食、“丁克”而非“二胎”、年底出国旅游而非回家过年……这本是并无高下之分的两种选择，却被贴上“现代”与“传统”、“世界化”和“地方性”的标签，进而转化为一种“先进”与“落后”的价值等级。对年轻一代而言，“过年回家”就是从无限与世界接轨的北上广大都市回到落后于现代世界的地方小城。亲戚们的不断追问自然有讨厌之处，却也提供了大都市生活方式之外的另一种对照视角，或许其中不无道理。然而，当年轻人全盘接受这一套“现代”价值体系之后，他们回家时遭遇的所有不适就再也无法导向自我反省，而是被轻易地归纳进“先进”与“落后”的理解框架。当两代人的“代沟”被转化为价值上的高下，代际之间的理解也就变得更为不可能。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重视出身，即使通过科举进入京城或在他处做官，也始终与地方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而如今进入大都市的年轻人，无论来自何方，他们几乎都接受着同一种以现代化和都市化为导向的文化教育。一旦谈及传统、家族，就有被视为小地方习气脱落未尽的危险。我们无法再指望从小城走向大都市的孩子们能为自己出身的社群代言，“小城”也就无法在流行文化中获得正面的形象。这样看来，对于“七大姑八大姨”的吐槽，和近年来盛行的另一种“返乡”叙事——知识分子的返乡笔记，其实是同一种文化心理的衍生品。前者是抱怨小城比北上广大都市闭塞保守的“乡怨”，后者是感叹农村美好人伦关系被金钱社会玷污的“乡愁”。它们都无法在当下中国找到除“城市”之外另一种正面生活价值的存在。
充满“乡怨”的知识青年凭借着在大都市学来的中产阶层价值观反击父辈，但他们自己尚未构成真正的中产阶层，否则就不会在亲戚们的提问前无地自容。他们的真正身份，是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都市新穷人”。这群年轻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活跃于新兴媒体、操纵着当下的文化话语。他们大多怀抱着上升的梦想，却陷落于消费社会创造出的过多欲望、臣服于虚拟经济和金融资本支配下水涨船高的中国房市。借用汪晖教授的话说：“他们是不满的源泉，却未能展开新的政治想象;他们在消费不足中幻灭，却不断地再生产着与消费社会相互匹配的行动逻辑。”(《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同为都市知识青年的文化产品，“乡怨”和“乡愁”构成了同一种社会进程的一体二面。“乡怨”折射其不满，而“乡愁”则映照出新价值寻而不得的虚空。
最后，回到关于“过年回家”的吐槽。说到底，过年本身就是一个植根于传统中国的节日。送灶神、祭祖先、放鞭炮、逛庙会……这些不只是一项项普通的“娱乐活动”，而是传统中国人与神性沟通的时刻。这些神圣的意味，构成了所谓“年味”的重要部分。而对于生活在“祛魅”后的现代社会的年轻人而言，这些仪式不再具有从前与天地祖先沟通的意味，只是普通的风俗与惯例。他们对过年的寄托只剩下了“回家”，却又对传统的“家”不堪重负。他们对于返乡的失望，大多来自原本期待中关于“回家”的温馨想象遭到破坏。这些既希望打破传统又怀有不可割舍之情的年轻人，将去哪里安放自己的灵魂?不过，理想中的“家”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冲突、矛盾和忍让、妥协本就是任何家庭中真实的一部分，走出玫瑰色“家庭”梦想的年轻人，或许终将学会处理好这一切。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编辑：辽宁华图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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