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政法干警考试热点：创新的本质与政府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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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能够带来收入的皆是资产，而收入的折现是资本，是资产的市价。厂房、原材料、土地、劳力等皆是资产，有市价，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都是“资本家”。但资本家未必是投资人，他们可能是“食息”一族，而投资人对创新至关重要。

　　投资人的意义

　　投资人有一种独到的眼光，可以鉴别一项新发明、一项新技术或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处在什么水平，有无商业前途，并予以定价。这种判断不是凭空的，而是需要一定的知识积累。投资结果的盈亏，实际上是投资人知识的价格。缺乏眼光，血本无归。而一旦成功，回报甚至是成百上千倍。有这种特定知识的投资人，不需要自己有多少资本，因为很多资本会逐利跟来。

　　没有投资人，创新是无法推动的，社会需要一大批这样的投资人。当然，投资人不是万能的，这是由其拥有的独特的知识决定的，有专业性，比如有专门投资生物医药的，有专门投资新能源技术的等。以QQ为例，即时通讯软件是以色列人开发的，当时占据市场的是ICQ。马化腾等几个创始人，在ICQ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发创新。QQ会员很快发展到100万，却面临资金链断裂、交不起电费的困境。马化腾知道这是一个好东西，但无奈之下想卖掉。当时他们找过很多人，包括网易的丁磊，没有人出价超过100万。直到南非的风投机构M IH出现，才解决了这一困境。没有MIH当时的2000多万美元投资，不会有今天的腾讯。回头看中国互联网的另两大巨头：百度和阿里巴巴，背后分别是美国的德丰杰和日本的软银。

　　之前国人很穷，吃穿紧张，民众那点微薄的收入还不够消费，根本没有积蓄，不存在收入资本化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显，无论是富人还是工薪阶层，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结余。如何把这些积蓄转化为资本，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渠道。世人普遍无知，表现出来就是什么都炒，炒房子、字画、邮票、石头等等。如何把收入转化为资本?这方面美国做得比较好，它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通过一个高效的投资人体系和股市，转化为能带来持续稳定收入的企业资产。二是当年美国很多富人，以慈善的方式捐资办大学，转化为民众的知识资产。这两个渠道或方法，也是美国称霸全球的最主要原因。

　　过去搞发明创造，可以在简陋的环境里，在家里，在车库里进行(硅谷曾有创新的“车库文化”)，由一个主意变成一个可应用的技术或产品，周期是很漫长的。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搞发明创造，搞商业模式创新，不大可能在车库里进行，而是需要大量资源。发明家或企业家本身是缺乏资源的，怎样才能把这些资源配置到他们手中?没有投资人这个中间环节，由他们来判断下注，是完不成的。中国不缺发明家，不缺企业家，现在缺乏的是一个高效的投资人体系。这是中国目前开展创新活动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缺陷。近年有一些进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投资人、投资公司和基金，但很多并不是真正拥有鉴别和定价知识的投资人，而是利用现有的股市或制度的缺陷，进行套利的“赌徒”，玩的是“击鼓传花”的把戏。

　　现在政府鼓励创新，并设置了种种奖励基金。但要注意的一点，创新活动一定要通过一套高效的投资人体系才能实现，政府不能越俎代庖，因为官员根本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既无法判断，也无法定价。强行介入的话，只会增加寻租行为，出现大规模的以创新为名的“材料公司”，造假骗补，酿成悲剧，干扰创新。

　　创新是个自发育体系

　　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的产生，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但又不能搞“群众运动”。创新有一个隐秘的体系，是自组织、自发育的。一项创新背后是散落在各种面上的一群人，按照“问题出现到解决，再出现新问题再解决”这样的逻辑展开活动。

　　以汽车的发展为例说明。相比于传统的代步工具马车，汽车的第一个突破是四冲程内燃发动机的产生。把内燃机装在马车上替代马作为动力。动力变，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不匹配问题，马车后座及整个结构都要变。

　　首先是车轮不匹配的问题。很多发明家、很多公司不断试错，才发明了充气轮胎。充气轮胎的诞生过程中，硫化橡胶的发明至关重要。硫化橡胶在受热时不发黏，且富有弹性。而美国人查尔斯·古德伊尔发明硫化橡胶，有很大的偶然、运气的成分。

　　然后是方向的掌控问题，经过很多人的尝试，后来是借鉴了轮船“舵”的原理，制成了方向盘。最初的方向盘与地面垂直，操作时要站起来，很吃力。后来偶然被一重物砸成倾斜，发现操作起来反而方便很多，可以坐着开了。跟着不易碎的汽车玻璃的发明也类似。

　　内燃机、充气轮胎、方向盘和汽车玻璃，对汽车这个产品来说是四项重要的发明，它们有种系统的联系，是有序展开的。这四项发明成功后，汽车才算成型，并可以投入使用。

　　当时的汽车是手工定制的，属于少数人享有的奢侈品。一个重要的发展节点是亨利·福特受屠宰场的启发，把工序倒置发明了流水装配线，汽车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由奢侈品变成了大众用品。福特公司推出了大受市场欢迎的黑色T型车。

　　之后是工艺设计被引入汽车领域，汽车的外形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包豪斯设计院的产生即源于此。跟着是“甲壳虫”的流行，流线型车型的诞生等。意大利菲亚特集团的崛起，与其在车型设计上所拥有的独特知识密不可分。

　　汽车到目前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了，还在不断演化。现在又发生了一次动力革命：充电电池取代内燃机。另外，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无人驾驶的汽车成为现实。无人驾驶的电动车，技术很快会成熟，未来不久就会大规模投产使用，但这轮发展肯定又会出现要解决的新问题。

　　从汽车演化的简史可以看出，这些关键技术的发明、生产方式的改变、工艺和流程的完善，好像有一只“无形之手”在精心布局，依次展开。发明创造的活动，无论在时间长度上还是在空间分布上来看，都不是遗世孤立的事件，而是有内在的秩序。再进一步看，它是一种“结构”现象，不是某一个人、某一公司的独立活动，而是散落各处的一群人通过协作来推动。发明家发明技术，企业家把技术变成产品应市，在这个过程中，投资人负责给他们配置所需的资源。

　　也就是说，发明创造是一种“自组织”现象，是自发育的，而不是有组织现象。内燃机装上马车以后，车轮跟着也要改。轮子问题解决了，方向控制又不匹配了，依靠信息的传播，后续的发明一项项跟上，其实是用一个全新的系统来替代马车系统。但这个全新的隐形系统是什么，事前是无法预知的。内燃机出现后，原来的马车轮子不行了，但用什么样的车轮替代，没有人知道，是无从规划和组织的。

　　这个过程很容易引发误解的是，把发明创造当做一项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从而试图替代这个自组织的活动。强行替代就等于把创新活动视作可以预先设计、规划的。以“指令”的方式进行创新，产生的恶果是会掐断这个自组织体系，扼杀创新。

　　合约自由很重要

　　非创新活动的当事人，尤其是政府，很想去帮一把，助力社会创新，但若不明白创新是个自发育体系而强行介入，就会好心办坏事，帮倒忙。有时，“袖手旁观”是最好的支持和鼓励。

　　政府真心想帮忙的话，除了要为创新活动打开方便之门，提供一个实验性的“用场”外，创建自由缔约的环境至关重要。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创造出的经济奇迹，一个重要的经验是与先发的发达国家比，企业缔约的“通用条款”是最少的。当然，这条经验是无意中造成的结果。任何合约都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由法条构成的“通用条款”，二是当事人自由订约的条款。“通用条款”越少，当事人自由订约的空间就越大。“通用条款”写得密密麻麻，当事人订约的自由空间就被挤压了。

　　张五常教授讲中国过去30年是全球最自由的市场，指的就是这个东西。保持这个自由缔约的空间，好处就是各种要素的“定价”不受政府的种种有形无形的管制，会诞生各种经济增长所需的新合约种类。若1978年就有《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等法条，就不可能有“三来一补”的血汗工厂，也不可能有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近年来的一个趋势是通用条款越写越密，企业自由缔约的空间越来越少，这会使得很多创新凭空消失。法治固然产生秩序，但法条太密，等于是“恶法”横行。

　　创新活动难免与现有的通用条款存在冲突，像滴滴打车的出现，是与现行的出租车条例相冲突的。这时就要修改相关的法条，最起码要对新生事物保持某种“弹性”。对于当前创新活动与现有的通用法条冲突的现象，要引起重视。比如在新的支付方式领域，一些部门的动作实际上是在压制创新。

　　企业创新的边界

　　企业创新的边界在何处?这个问题是由任正非最近在科学大会上的讲话引发的。任正非坦言，华为在全球已经没有跟随目标了，现在进入了创新的“无人区”，前路茫茫，没有方向。而华为目前的水平尚停留在工程数学、物理算法等工程科学的创新层面，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基础理论研究。

　　这一讲话让人隐隐约约有些担心，担心的是华为若去搞基础的科学研究，是不是已经跨出企业的边界，“变性”了。基础科学研究需要巨额投入，跨时漫长，且不一定有结果。这会导致企业的研发投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收入为零，这是一个企业无法承受的，哪怕这个企业规模再大，之前累积的租值再多。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牺牲”可能是有意义的，给后人积累了经验，带来了启发，但对企业来说，这是方向性的决策问题。

　　从全球企业的发展历史看，企业是做技术层面的研发应用的，没有一个企业去搞大体系的基础科学研究。像电脑的产生，这套数字技术的成型和应用是由IB M这类企业完成的，但基础理论来自于大学。

　　华为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之一，若不明白企业的边界，进入基础科学研究，会不会是导致其死亡的一个重大决策失误?且中国在很多领域的科研已经全球领先了，技术上正在进入“无人区”，华为的影响力很大，若有一批企业跟随，会不会误入歧途?当然，我的判断未必对。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是希望引起重视和进一步的探讨。

　　基础性的科学研究要依靠大学体系，而当前中国的大学存在缺陷，大学体制不改，中国经济的后继发展和创新就没有源头。

　　要重视创新的另一个知识源头：经验。创新包括基础理论、技术和制度。科研现在是知识来源的一个主要渠道，但也不能局限于此，经验同样是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在科学方法论发现之前，经验是人类知识的主要源头，很多器物和制度的发明皆源于经验。

　　创新不是开一个科学大会，把科学家调动起来那么简单。很多创新是从事具体操作的人做出的，他们在长时间高频度地从事某一活动中积累了经验，从而发现某些技术或生产方式改进的“窍门”。也就是说，不能歧视这些散落在民间的“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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